关注医改：重建信任
导语：“缝肛门”、“八毛门”、“录音门”……2011年的中国医院不止充斥的各种“门”，还有血腥。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砍伤，医患之间的对立仿佛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医改可以缓和医患矛盾，2012年3月3日下午，十一届*协五次会议开幕前，卫生部长陈竺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医疗改革恐怕永远都不会结束的。这短短的一句话既体现了医改的决心，也呈现了医改的艰难。究竟如何才能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医生为何总被质疑？][缝肛门：媒体欠一个道歉][评论]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对抗病魔的并肩战斗者，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本应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然而，如今医患之间颇多猜忌怨恨，甚至出现人身侵害，陷入信任危机，医患失和困局难解。患者叫屈医生喊冤，医患战争此起彼伏患者叫屈：治不好病，医生赚钱昧良心因为“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使患者对医生的积怨迁怒增多。一项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除了“拆线门”，“缝肛门”、“8毛钱看好10万病”等事件亦是闹的沸沸扬扬，抛开其中的曲折纠葛，这些事件受关注本身，也折射出医患之间信任感的缺失。医生喊冤：“医闹”凶猛，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医闹”则成为医生们的心病。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一些医患纠纷演变成流血事件，更是让医生们战战兢兢。有医生说，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可以进行投诉，使用行*手段，甚至把医生告上法庭，但是为什么要使用暴力，值得深思。也有医生认为，由于缺乏安全感，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巨大的风险下异常紧张。这将是一场双输的战争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也有它的不确定性，没有谁可以打包票100%的治好患者的病。但如果把病没治好的怒气全都发泄到医生身上，不仅不利于病情，反而使得医生在之后会更加谨小慎微，生怕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结果，于患者、于医生都不是好事。在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详细]医改滞后导致医患关系近乎丛林状态“以药养医”局面未破除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于住房、医疗、教育三大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有一个集中的导向便是“产业化”。就医疗行业而言，产业化改革不但在制度架构上剥离或者部分剥离了*府对公立医院的担负，也在观念层面潜移默化地给医疗领域的人员植入了“经济理性”的思维。也就是说，医院本身的角色定位开始向市场主体靠拢。这就使得医院如同一家企业，医生更像一个个背负创收任务的企业员工，“以药养医”的盈利模式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创新发明”。医院逐利超越行医底线随着医院本身趋利性的日益增强，医德、操作规范这样一些约束医生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也开始被冲淡了，诸如医生将手术刀落在患者身体中这样的荒诞之举也开始变得不那么离奇。可以说，从制度到观念，医院方面的角色变更最终促成了医患关系的变质。医疗体制问题重重，这是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许多医生因而悲观丧气。但不能把体制缺陷当成所有问题的挡箭牌，医护人员仍要坚持做人的良知和行医的底线。医患矛盾缺少第三方调解机构医患关系的变质并未导致医院压倒性的优势。或许，在就诊问题上，较之患者，医生占据绝对的权力优势；然而一旦爆发冲突，事件超出了就诊范畴，直接面对患者的医生便立刻成了巨大的受害者。占据舆论优势的患者常常可以高价索赔，这其中，亦不乏有患者家属趁机漫天要价的可能。而医院方面往往为了息事宁人，常常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吞——— 赔钱、道歉了事。显然，这样一种混乱不堪乃至近乎于丛林状态的局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苦不堪言的。无论对医院，对医生，还是对患者，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治理者而言，当前，修复医患关系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详细] “缝肛门”事件来来回回近两年，助产士张吉荣和她所在的深圳凤凰医院，备受质疑、饱受困扰。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徐文被曾经的患者砍伤，医患纠纷演变成流血事件，让医生们战战兢兢。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发表在《人民》上文章指出，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看病贵——医疗领域须“去商品化”从制度性的角度出发，首要的一点在于*府必须重新定位医院的角色，在基本的医疗服务领域实现“去商品化”。如今的医疗体制，主体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府主导下实行医疗市场准入制度。任何个人和机构，必须具备特定的资格，必须经过繁复的审批程序，必须花销一笔可观的费用，方能得到许可为社会提供合法的医疗服务。如此则大大提高了医疗市场的进入门槛，减低了人们进入此领域进行竞争的意愿，因而人为限制了医疗领域的竞争。公立医院的改革也将逐步推进。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十二五”期间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深化补偿机制改革，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推进医药分开、管办分开。 2015年要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性改革目标，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详细]看病难——解放医生，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医生是医疗活动中最关键的主体。但现有医疗体制下，医生的职称、职级晋升等，全都依附于医疗行*体制而不由市场和自主选择，医生往往成为医院的附庸；医院靠卖药和强制兜售各种检查牟利，医生的医德医术不值钱，成为设备和药品的附属物。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医生的收入、职称、地位不再依附于医院、依附于行*、依附于药品和医疗检查，医德医术高明的医生将会迅速脱颖而出，医德医术的价值彰显，而药品和检查的价值退居二线。而医生的合理流动，则让民众在家门口都有可能随时或预约看名医。无形之中，药价畸高、检查奇多、大处方等医疗怪现象将渐渐退潮。[详细]医患冲突——设立第三方权威机构介入调解在医患之间的纠纷方面，相关的立法必须尽快跟上，这一点无论对于安全感每况愈下的患者来说，还是时刻面临漫天要价的院方，都是颇为急切的。当然，除了法律层面的完善，在具体的冲突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当事的双方冷静理性，而是有必要设立一些第三方的权威机构介入调解，以便为消弭冲突提供必要的缓冲地带。[详细] “药价贵”是近年来医院最为人诟病的问题，医改必须破除“以药养医”的机制。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医生完全只能依附医院成为医院附庸，医生的医德医术不值钱，成为设备和药品的附属物。要改变对立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只有通过*府的投入和医疗体制的改善，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医生的仁心加仁术。但摧毁信任容易，要重建却难得多。医改重要，医患之间不猜疑更重要人总得生病，生病了总得看医生。所以，不管你信还不信，都无法避免跟医生打交道。而医患之间的信任，既非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也不仅仅是利益交换。患者是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交给医生，医生所决定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医患之间的信任是医疗过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医疗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但现实却是，患者对医生提心吊胆，总担心自己被骗，这对于治病肯定没好处。医生本来就工作强度大，有很多专业问题需要应付，还得应对患者的质问和怀疑，更加不利于治病救人。可以说，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双方都受损，没有人是赢家。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无论你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应该看到医患关系的正反两面。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也应对对方抱有“同情之理解”，这样才会尽可能避免误解，共同寻找矛盾的解决渠道；而不能盲目将一些个案扩大化，引致对医生、患者群体的敌视。[详细]期待医患关系成为重建中国社会信任的样本何止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对什么都不信已经成了如今社会的通病。在“钱云会”事件中，不管怎么解释，老百姓就是相信村长是轧死并非交通事故。而像“郭美美”这样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社会的信任基础。尽管红十字会声称与“郭美美”毫无关系，媒体报道也没有调查出结果，但人们还是始终认为郭美美的事没搞清楚，背后一定有隐情。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就是不相信”有很多不理性的成分在，但背后的缘由却不可忽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便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务诚信出了问题。他说，有些地方*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而假若这样的不信任的情绪蔓延，最终危害的将是整个中国社会。所以，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不仅仅是要化解医患矛盾，更是要作为整个社会重建信任的样本。[详细] 除了“医改”解决体制问题之外，医患之间不能继续猜忌、互不信任，否则医患间的现状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变。 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不愿意目睹医患之间的信任风波愈演愈烈。我们希望不断涌现的医患纠纷不会白白付出代价，而至少为重建彼此之间信任注入动力，更期待成为重建社会信任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