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医院在门诊楼挂起条幅。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陈子阳眼看着未婚妻把挂在新房里的结婚照砸了。他收回请柬、取消婚礼，被女方亲友骂“渣男”，最终还是没有把真实缘故讲出来。
陈子医院的外科医生，今年3月，他在手术室经历了职业暴露，为病人缝合伤口的手术针不小心刺破了自己的皮肤。事后得知，病人隐瞒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这意味着HIV病毒很可能进入到了陈子阳的身体里，尽管及时服用了抗HIV病毒阻断药，他还是被这次意外推入到忧虑和恐惧中。
一千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程序员赵天的生活节奏也被艾滋病打乱。去年10月，他患肛周脓肿住院等待手术，但因为携带艾滋病病毒，他被医生以“不具备防护条件”为由要求出院。
这样的现象并非孤例。原本稀松平常的手术问题，一旦和艾滋病产生关联，便出现了医生的恐慌，以及病人的碰壁。无奈之下，前者可能选择拒诊；后者可能选择隐瞒，将HIV讳莫如深——恶性循环，又加剧了手术困境。
在艾滋阴影下的医患双方，面对着有关知情权和生命权的矛盾，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医生，愿意给感染者做手术吗？如果他隐瞒病情，你不觉得有安全隐患吗？如果你是患者，愿意被医生拒诊吗？如果只有隐瞒HIV可以保命，你会怎么选择？
在12月1日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前，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截至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万。这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手术问题，让医生和患者，游走在刀锋两端。
“在刀锋上跳舞”
今年3月17日傍晚五点半，医院外科转入一名急诊患者，高烧39度多，臀部和腿部大面积化脓性感染，急需手术切排。
陈子阳让护士给患者抽血送到检验科，但由于当时检验科下班、检测结果无法立刻回报，陈子阳决定先做手术。他问患者有无传染病，对方回应：没有。
切口、排出脓液、冲洗、探查，手术过程顺利。在收尾阶段，陈子阳不小心被缝合针刺伤了左手虎口处的皮肤，两毫米深的伤口有血液流出。“外科手术很容易把自己刺到，就像开车避免不了擦碰。”陈子阳说。他将血液挤出，简单处理后，换了手套继续完成手术。
第二天中午，检验科打来电话，反馈前一天的血样检验结果：那位急诊患者“艾滋、梅毒双阳”，CD4（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只有18个。陈子阳解释：“（该患者）已经（艾滋病）发病了，传染性很强。”
医院感染科取了阻断药，那是专门防止HIV病毒扩散、感染艾滋病的药物，一般来说，在24小时内采取药物阻断措施、且连续28天用药的情况下，保护率可达%。但陈子阳服药时，距离职业暴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2小时，无法保证最大的阻断效果，他立刻“陷入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中”。
职业暴露后的第一周，陈子阳一直在失眠，甚至考虑过转行的事情；阻断药的副作用也开始出现：头痛、乏力、腹泻、脱发，查血的结果显示，肝功能和肾功能也受到影响。
一位医学实习生在经历职业暴露后服用的阻断药。受访者供图
而立之年的陈子阳是一名外科博士，毕业前读了十一年医科，医院工作的第三年。他原计划在五一期间和未婚妻举办婚礼，订好了酒席，发完了请柬，但突然卷入了一场抵抗HIV病毒的战争。
害怕说出实情后未婚妻“来医院闹”，陈子阳选择了保密。“如果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谁敢和你一起生活，谁敢找你看病？”在他看来，艾滋病是个巨大的污名，在最终检查结果出来前，他不打算向任何人透露。
因为无法解释推迟婚期的理由，未婚妻带走了自己的东西，砸了结婚照。陈子阳在一边看着，抽烟。
7月份，职业暴露四个月后，陈子医院查了抗体抗原，阴性，未被感染，“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发布到知乎上，一万多条评论，几乎都在替他感到不公和愤慨。
有人评论说，医生的职业就像在刀锋上跳舞。
“没有办法做手术”
但在刀锋的另一端，因为顶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帽子，一个庞大的群体始终面临着手术难的困境。
进手术室前，赵天突然被叫到医生办公室。“你是感染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这样做有意思吗？”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女医生脸红到脖颈，挑着眉毛，指着“HIV阳性”的化验结果，提高音量，“你办出院吧，我们这里防护条件不齐全，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
去年十月起，赵天发现自己患上了肛周脓肿，起初只是在小区里的一家诊所敷药、输液，后来“包块越来越大、越来越疼”，于是去了当医院就诊。
“当时特别尴尬，我在那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个病房的人就在旁边盯着我问‘你怎么还没做手术就走了啊，为什么啊’，特别尴尬。”赵天回忆。
在社交媒体，他看到不只一个和自己的经历相仿的、被拒诊的案例。在河南郑州，一位感染者和医生约定好时间进行肛肠手术，但在医生得知感染者的艾滋病情况后，只说了一句“你走吧，我够给你面子了”；在江西南昌，一位感染者在外务工，遭遇车祸，但在抢救过程中，医院因为其HIV阳性拒绝提供手术，最后经过志愿者协调，才在第二天得以安排手术，但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不得不截肢。
这些对赵天冲击很大，他开始思考如果有一天自己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手术要怎么办：“恐惧可能都是源于无知吧，有的医生不给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手术，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样做、做什么防护，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免于被职业暴露威胁，那我就自己先去学，如果有一天需要手术了，我来告诉医生他应该怎么做。”
“理想的状态”
经历过那次职业暴露后不久，陈子阳又为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做了手术。
这位感染医院拒诊，最终被转到了陈子医院，但器械护士和麻醉师不愿意上台，最终陈子阳和主任两个人完成了手术。
“如果不是任务，我可能不会做了吧。”陈子阳坦言，再也不想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
《传染病防治法》中要求，“应当由具备传染病救治医院来治疗艾滋病”。国务院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则显示，“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艾滋病感染者医院治疗艾滋病，医院治疗艾滋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时，医院不得拒诊和推诿。
事实上，“拒诊和推诿”很难界定，“很多时候医院等待手术排期，由于医生得知其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也会以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让对方出院。”一家NGO组织的工作者何滨（化名）介绍，“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诸如：不适合手术、建议保守治疗、没有床位、手术需要配合的麻醉师或者护士不同意、需要患者自己买所有手术器械、医院接受治疗……
医院，医院的学科体系和救治能力。
医院艾滋病病房副主任医师韩宁介绍，起初，医院，医院几乎什么外科手术都不能做，医院，渐渐有了外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但依然无法解决艾滋病感染者可能遭遇的所有问题。“医院被拒诊，只好来地坛（医院），但是如果医院也没有相关科室，他还是要继续想办法。”韩宁说。
年，韩宁在为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做腰部穿刺操作时，不小心划伤了手指，有血液流出。这是他21年工作中的唯一一次职业暴露。
“当时确实也会担心，不过也没有太紧张。”在他看来，医院的医生接触过的艾滋病感染者较多，对艾滋病的了解也更多，明白只要按照规范防护和操作，很少会发生职业暴露的情况，就算发生职业暴露也能及时阻断免于感染，所以往往没有太多的恐惧情绪；医院的医生由于不了解、不清楚，会对艾滋病职业暴露的担忧更多，也便出现了拒诊和推诿的现象。
他能理解医生拒诊时的恐惧忧虑，也能理解病人隐瞒病情求医时的迫不得已，“理想的状态是，患者要说，说完医生得给治。”
“对医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医院拒诊后，赵天没有举报也没有投诉，只给朋友打电话吐槽了一番。
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有遭遇拒诊的艾滋病感染者会把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希望引起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