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一旦被得知，
基本没法继续上学或工作，
他们不满、愤怒、痛苦。
对艾滋病污名化，
用歧视、偏见的
眼光去看待，
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你需要知道的是
▽
如果你对艾滋还不太清楚
而你相信科学
那你可以看下这个视频
一段视频
▽
（建议在WIFI的条件下打开）
今年10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报告的艾滋病案例，已达到57万例。
自年传入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更多的是“谈艾色变”，对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防治重点等问题，仍存在认知误区。
一组数据
▽
图片来源：财新网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
如果你相信专家的专业
看看防艾专家怎么说
▽
在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新京报记者对话艾滋病防治专家、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可，就这些疑问进行梳理。
艾滋村疫情是偶然事件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艾滋病疫情暴发时，很多人来北京找你看病，现在呢？
张可：少多了。因卖血而形成的河南艾滋村疫情，在中国整个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太可能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造成根本性影响。当地防治系统建立之后，他们也比较少来了。
新京报：年，你是跟着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去“艾滋村”文楼村，看到的情景是怎样的？
张可：其实之前我已走过当地好多类似村庄，一去就被太多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艾滋病感染者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文楼也是类似，那时还没开始免费治疗，大多数感染者情绪很不稳定，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新京报：你对当时感染的现状吃惊吗？
张可：确实超出我的预料。医院，只在太平间背后的一个小平房设置了艾滋病房，就3个大夫，两个护士，一年之内最多接待10个病人。业内对艾滋病的估计，也觉得距离流行还有5-10年的时间。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要走访许多村庄查疫情和救人呢？
张可：别说救，谈不上救，当时信息不公开，连有多少病人都不知道，只能带着各种资料、手册去村里普及知识，培训村医。一想到有这么大面积的感染但还没被发现，就很悲观，再不管，后果不可想象。
歧视偏见会让防治出现偏差
新京报：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57万例。这个数据很庞大，准确吗？
张可：其实数据一直在变化，还有查不出来、不在管理系统内的人，估计一共有70万-80万左右。
新京报：从发现卖血的艾滋病村到今天，传播渠道发生变化了吗？
张可：我一直在强调因卖血而形成的艾滋病村是偶然事件，任何国家艾滋病最终扩散，性传播都是最主要途径。我们做过一些评估，基本路径是先由吸*，逐渐扩散到性传播，且异性性行为是主体。一个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其实取决于性工作者携带病*的比例，所以防艾，真正的防线是第二道。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最应该预防的是异性性行为之间的传播？
张可：对，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第二道防线上。对性工作者进行干预和培训，加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带*率下降或被控制住，中国的艾滋病就不可能产生爆发式的增长。
新京报：但多数人其实对这一点并不理解。
张可：这和公众认知水平有关。多数人对艾滋病的歧视，其实都是对性的歧视。甚至我的家人也是这个态度，我去河南调研，她同情这些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甚至愿意去帮忙，但我去给性工作者普及防艾知识，她会觉得对方活该。这些错误意识其实非常危险，会导致整个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出现巨大偏差。
新京报：近些年，大众更
张可：我觉得这一点被放大了。我不赞同过多宣传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或对此进行干预。根据国外的经验，同性人群艾滋病感染几率，到30%就饱和了。中国目前来看最高的数字是接近20%。太强调同性之间传播，其实也是一种误区，一来容易让人忽视异性性行为才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二来也给同性人群带来压力。
新京报：另一个被
张可：这也是错误观点，误以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其实是因为他们知识来源多，对病情有客观认知，会主动检测。当然，目前来找我的很多是大学生或同性群体，但来我这里的多，并不代表整体人数多。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病情一旦被得知，基本没法继续上学或工作，他们不满、愤怒、痛苦。对艾滋病污名化，用歧视、偏见的眼光去看待，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治疗和打仗一样，没道理可讲
新京报：近几年关于“拒诊”的话题很受
张可：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来自社会的歧视，歧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确实比中国轻很多。第二个层面表现在拒诊了。这也与医疗体制有关，医院模式，医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会推给这里。
新京报：那医护人员因职务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有多高？
张可：从国际研究来讲，医护人员行医感染的概率非常低，千分之三左右。打一个比方，我去过的河南上蔡县，当时有万人，1%的感染率，在过去没有被发现的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医院做手术，但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普遍性防护原则”，没有特殊对待。
新京报：怎么看这种来自医护人员的恐惧？
张可：我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这是你的专业，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托一个病人。也是你在学习医学伦理时就接受的教育：坏人、敌人，都要治。就像年非典暴发，谁感染了谁躺下，但能临阵脱逃吗？不能。治疗就跟打仗一样，没什么道理可讲。
新京报：有人会认为生命要放在首位。
张可：我只说一样，都只考虑我的安全，这个逻辑是不对的，都害怕承担风险，推托不管，那又有谁是应该去承担这个风险的呢？从事了这一行，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要不你就别做。
新京报：也有人提出鼓励的模式来解决拒诊的问题。
张可：现代医学教育里最缺乏的，其实就是关于职业精神的教育。最重要是履行职业精神，干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不是额外的奖励来刺激，越特殊越糟糕。
新京报：那如何改变就医歧视的现状呢？
张可：需要进一步加强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了解，消除他们的恐惧，减轻歧视。另外，*府医院医院方向发展，增加综合性科室，医院的感染科开展艾滋病治疗，满足病人和感染者的需求。
要重开思路，等待黎明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得到过如此巨大
张可：确实，艾滋病从发现到现状，人类对病*性疾病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不但使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况大为改善，生命被延长，预防也有根本改观，同时这种针对病*周期的思路和治疗方法，也大大改善了乙肝、丙肝的治疗。
新京报：那关于疫苗的研制，你怎么看？
张可：我个人其实对疫苗不看好，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已经连续失败，并没有成功，如果要继续研究，需要重开思路，以往种种足以证明，向人体注射抗原以产生抗体的形式，对艾滋病是行不通，因为一旦感染，人体免疫是失能的。
新京报：听起来很悲观。
张可：我常说一句话，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科学发展有很多偶然发现，等我们走到极限的时候，也许会有灵光一现。
新京报：最近还打算回文楼村或者其他艾滋病村庄去看看吗？
张可：目前不太可能，当地的村医大部分都是我们当年培训的，直到现在也跟我保持联系，我可以随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未来，也许会有想回去看看的一天。
新京报：你觉得这段经历带给防艾和你个人职业生涯什么影响？
张可：不可避免对我个人职业的选择有一些影响，错过很多机会，但人嘛，得和失都是相对的。当年的事，让我对一种疾病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有机会看到社会更深层次的基层医疗现状，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刻认识，对后来我行医也有指导意义。
张可男，49岁，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深入包括“艾滋村”文楼村在内的河南近百个村庄，进行艾滋病防治，并根据大量调查，完成《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以上采访部分转载自新京报，朱柳笛北京报道。
歧视来自信息的匮乏
而无知令我们恐惧
一段视频
希望你能有所启发
▽
（建议在WIFI的条件下打开）
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
病就是病无关乎道德
病就是病无关乎性向
指鹿为马等同于污蔑
拒诊不救等同于帮凶
每个不一样的生命，都有可以活得精彩的权利；每个不一样的人，背后都有一个爱他的人；每个不一样的人的心中，都有勇敢的自己。
看见多元，脱掉标签。
消除歧视，拥抱真实。
面面观性
新金赛出品
本文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