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多来，艾滋病在治疗与控制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最新的医疗研究表明，携带者只要在药物辅助下，将病*数控制在低水平，完全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又因其体液传播的特性，非暴露前提下也不会造成传染。但对于艾滋病的他者化叙事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年12月1日，美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被诊断。自年始，世界卫生组织将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三十年多来，艾滋病一直以社会性疾病的面目出现，既与复杂的社会议题紧密相连，又作为一种隐喻象征某些身份或行为，社会对艾滋病的讨论远超出了其作为一种生理疾病本身的范畴。在中国，艾滋病的隐喻和所指，随着社会情境，大致有三次变化。而其中不变的，是一条清晰的他者化线索——艾滋病永远在被话语构建成一种遥远的“他者”。这种“我们-他们”的划分，既助长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想象，也不断拉开病*携带者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使他们边缘化，更加成为事实上的“他者”。可以这样说，艾滋病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他的历史”，与你、我都无关。▌被隐喻化的艾滋病苏姗·桑塔格认为，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往往象征着一种有缺陷的人格与道德上的瑕疵。她说：“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古代，大规模瘟疫，比如霍乱、黑死病等，常被认为是对众人的审判。在《鼠疫》中，加缪就描绘过帕纳卢神甫在鼠疫期间的布道。在挤满善男信女的教堂里，帕纳卢坚定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神甫为鼠疫侵袭奥兰城做出解释：奥兰居民对天主不虔诚，行为不加拘束，鼠疫便是对他们的惩罚。▲《死神的胜利》（LeTriomphedelaMort）描绘了十四世纪一场鼠疫的可怖情景。?PieterBruegeldeOude
而突然出现、迅速传遍全球的艾滋病仿佛像真正到来的末日审判一般，艾滋病背后的吸*者、滥交者、同性恋者、性解放运动者，被拉上道德法庭。患病成为道德败坏的“象征”。最初，艾滋病在美国被称为“男同性恋免疫综合症”（Gay-relatedimmunedeficiency），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同性恋者的癌症”（Gaycancer）。另外，当时也有宗教团体称“艾滋病是上天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因此，一个人对艾滋病歧视，可以等同于其对同性恋憎恨的象征性表达，甚至于对性解放运动的保守立场。韦伯（MaxWeber）曾引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话说：“增加了的财富的占有者必将接受财富的诱惑，人们变得不那么禁欲了，人们变得追求骄傲、对现世的爱、享受。以禁欲和对上帝的爱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变得功利主义了。”渐渐的，性解放背后所体现的对欲望、快感的追求，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象征。在这套以“消费-增长”为核心动力的体系下，关于性解放的运动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放纵的、甚至是罪恶的。在运动的最高潮，艾滋病出现了，成为新时代的“罪与罚”。▲年，纽约街头的“骄傲游行”中，游行者呼吁为艾滋病研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MarioSuriani/AssociatedPress
可见，从一开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治态度”。当社会大多数人开始认可这种隐喻时，疾病的社会属性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更加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