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长云
人类与病*相爱相杀的故事
元旦期间，我原本计划参加厦门大学建校百年马拉松，但接近日程的时候，这一赛事被取消了。由于北方紧张的疫情，人们对于大型的聚集变得如履薄冰，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这不是考验人类胆量的时刻，而是敬畏与常识。从各地零星的新冠疫情报道，到今日河北的严防死守、石家庄的封城，新冠病*时刻提醒着人们它们的存在。当我们群体高歌的时候，我已料到这一刻远没有离去，它们一直在伺机而动。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最大的考验在11月份后，如果那时候挺住了，冠状病*将与人类再一次达成“协议”，当新的平衡建立，他们再一次和平地相处十几年，等到人类集体麻痹之时，病*将会苏醒并不安分起来。
遗忘是一些民族和群体最典型的特征，文明经历的磨难越多，人们或许越希望遗忘。记忆本身是痛苦而沉重的，就好比一对相爱多年的恋人，最终不得不分开，与其记着对方，不如选择遗忘来得痛快。没有人喜欢沉浸于悲伤之中，也没有人希望抱残守缺，但我希望我们应当记取那些教训，虽然这些教训的苦痛未必直接加诸我们身上。历史已经证明，遗忘得越快，再一次受到惩罚的时刻也将越快到来。无论这一惩罚来自大自然，还是来自其他民族和群体。
当我翻开马克?霍尼斯鲍姆所著《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的时候，我觉得他所写的事情都很平常，这些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反复咀嚼的疫情，也是我从小到大反复听到的那些事情的某种翻版。“有人头被剖开了”“有人吃了这种小糖丸就死了”“有人在肚脐眼上打针”“白醋可以治病”……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些传闻，但当真正的疫情来临的时候，他们却连口罩也不想戴。虽然我也不认为戴口罩就能预防病*，但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起码的态度。虽然读这些事例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平常如水，但霍尼斯鲍姆的文字还是让我保持警觉，在这样的世纪回顾里，我们该如何思考人类与流行病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且听尚读会的师生们如何解读。尚读会第一季最后一期由上海大学*治学专业的硕士生戴琪主持，分享人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生*碧盈。
本期阅读书目
戴琪（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第六期尚读会。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第一季尚读会在今天就要收尾啦。今天，我们要一起阅读、分享和学习的书是《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本应景的书，在年也销售得非常火热。
本书的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是一名英国作家、医学史学者。现任英国城市大学讲师，曾执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也曾经担任《观察家报》首席记者，并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供稿。他著有很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全球大流感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年流感大流行》（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图书）等。
霍尼斯鲍姆的疾病史写作有着强烈的自我风格——重视捕获历史细节。这种写作风格与霍尼斯鲍姆的身份有关，作者新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与从业经历，使得本书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尤其是，作者采取了一种探案式的写法，善于设置悬念，非常容易吸引到读者，然后为读者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揭开真相，让读者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很过瘾。
在《人类大瘟疫》中，霍尼斯鲍姆以时间线的方式，选取了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病*相生相杀的历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重要人物的行为，重现疫情暴发时人们所做的准备和应对历程，加上对各个学科的研究和发展的描述，为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完整地呈现每一次疫情大爆发的全貌。
从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到我们已经经历也还在经历着的新冠病*……作者很完整的描写了这些疫情的经过，以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得措手不及的情况。
*碧盈（分享人）：我从城市空间治理与卫生反思的角度向大家分享我读马克·霍尼斯鲍姆的《人类大瘟疫》的感想。霍尼斯鲍姆是一位出版了多本畅销书的获奖作家和资深记者，同时他也为国际顶级医学刊物《柳叶刀》撰稿，是一名专业的医学史者。他资深的学术背景支撑着他写出一系列有关传染病的著作。
就像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所描述的那样，作者以一起发生在年7月1日，美国的新泽西州泽西岛的“鲨鱼咬人事件”作为引子，向读者展示了近百年来的几次疾病大流行：年大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年的洛杉矶鼠疫、年的“鹦鹉热”、年的“*团病”、年的“艾滋病”、年的SARS、年的“埃博拉”病*以及紧接其后的“寨卡”病*。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注重对细节的描绘与营造危机感。书中所讲述的这些流行病疫情，他未必全部都亲身经历过，但是力求尽可能地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从档案记录、书信日记、新闻报道、以及个人访谈等多方面渠道取得历史资料，细致地将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流行病疫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梳理清楚。
本书尽管是按照传染疾病分章描述，但其中都带着这样一种套路：就是去论述伴随病*和其他传染病原体的科学知识不断发展情况下，各行各业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丧失警惕、狂妄自大，随后变得歇斯底里、恐慌，再到忘却的过程。本书在细致描写这一过程的同时，也在传达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
面对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四个层面的答案：第一个层面是来自环境方面。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比喻成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为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平衡与失衡”或许是更为贴切的隐喻。我们可以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这意味着，只要自然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新的不可估量的疾病便会一直存在。
第二个层面是来自社会方面。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得益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信息传播速度和真实度远远超出人们所想。每当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作者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盼。在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的影响，而对美*的疫情轻描淡写。年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世界气候之都”“石油花园”等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此外，对信道的管制为流言蜚语营造出滋生的温床，激增人们对未知的恐慌。年4月1日，香港正陷入SARS疫情困境中，某家报纸的网站上发布消息，称香港即将被宣布为“疫港”，人们匆忙将消息转告亲友，四处抢购食品和生活物资。然而，那则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名14岁男孩的愚人节恶作剧。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在SARS流行的高峰期，多伦多的唐人街宛似*城，食客们都不敢前去消费。艾滋病流行初期，患者群体背负着巨大的道德污名，他们受到排挤，被指责纵欲、犯罪、有药瘾，甚至因日常输血而被感染的血友病人也未能幸免。
第三个层面是来自文化层面。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本书第八章的“埃博拉病*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第四个层面是来自人本身的缺陷——狂妄自大与固守成见。在恐慌中，许多人定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不是定论。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德国的罗伯特·科赫与法国的路易·巴斯德这两位伟大的细菌生物学家，将一系列既往难以看到的细菌呈现在世人面前。将扰乱19世纪和平的霍乱与从古代延续而来的鼠疫的根源——霍乱弧菌与鼠疫杆菌一一呈现在公众视野，使人们以为世上的传染病已全部被征服。当时的医学界，普遍遵照巴斯德的名言——“生命隐含于细菌，细菌蕴化着生命”，相信细菌在西班牙流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且，早在年，理查德·普法伊费尔就宣布自己已找到了流感的罪魁祸首——一种被称为“流感杆菌”的“微小革兰氏阴形细菌”。这种“流感杆菌”的疫苗很快被制作出来，发放给了美国*队与美国钢铁公司的二十七万五千名雇员。但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粗制的疫苗和血清对流感起到了任何作用。不仅如此，接续研究的韦尔奇及其团队尽管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也不愿挑战普法费尔的的结论，继续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持续碰壁。事实上，流感是可以通过陶瓷过滤器滤孔的病*，而细菌无法通过从而感染引起的。所谓的“流感杆菌”只是一种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可惜，获得流感的病原体是病*的实证，直到年才成为可能。这时，造成五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已经退居到一种周期性的季节疾病了。
问题的产生不仅是科学家倾向于固守特定范式和疾病病因理论，还来自于*府对防控疾病研究的不甚重视。一场疫情的结束，人们逐渐淡忘了疾病带来的恐慌与焦灼。*府亦是如此。在SARS疫情爆发后，美国过敏和传染病部门（MAID）先后拨付给冠状病*研究的经费从原来的万到万美元，增加到每年万美元。但没过多久，又回落到年均万美元。欧洲情况也是如此。经费的拨款也需要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