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2/5/17 23:21:00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献血点，这些年来，一直听到的也是无偿献血、提倡献血的宣传。然而在上世纪末，对于一些群体而言，血液近乎成为另一种“流动*金”，而它背后，是一个个悲剧。年，余华创作了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贫穷年代里的底层人民生活十分艰难，许三观是丝厂的一个茧工，为了度过一次次难关，他选择卖血求生。儿子打伤人要赔钱、想给家人填饱肚子、招待生产队队长、儿子病重需要医药费，生活的难处摆在许三观面前，别无他法，他一次次找上“血头”。讽刺又可悲的是，当许家日子过好后，年老的许三观突然想再去卖一次血，然而已经没人敢要他的血了。这篇小说描述了底层人民的艰难，艺术源于生活，卖血为生，在上世纪的确存在，然而现实比小说更加残酷。小说的结尾，许三观虽感悲凉，但全家的日子却是好的，他自己也是健康的。而在余华写完这本书不久后，中国爆发了艾滋病，这场新型传染病的大爆发，主要原因——卖血。中国最早的艾滋村——文楼村年，桂希恩遇见一位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进修的医生。他向桂希恩请教，说这个村里好多青壮年得了怪病，先是发烧、拉肚子，身上长红疱疹，然后人就死了。这样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村子的村民都人心惶惶。听闻此事后，6月，桂希恩独自动身，带着11支试管进了文楼村。他采集了11个血样，结果却让他心里一惊。他带回来的11个血样里，10个艾滋病病*都是阳性的。桂希恩曾到美国进修，在美国时，他便听导师讲过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对这个传染病研究和认知有限，不少人都认为这种病是通过同性恋性传播的。桂希恩当时还乐观地认为，在中国这样相对传统保守的国家，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传染病。“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次年，他又带着学生再次潜入文楼村，扩大范围进行采样，走访了文楼村的自然村调查当地情况，最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不论男女、年轻还是年老，大多都有过卖血的经历。而这个村子里感染艾滋病的村民人数，超乎他的想象。桂希恩将文楼村的调查情况写成一份报告，带着报告去了北京。北京高度重视此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对此事进行了批示。检测结果显示，截至年，文楼村“有偿献血”人数约为人。年对这批有偿献血人员进行检测后，发现他们的HIV阳性率达到43.48%，。文楼村全村70%家庭都有艾滋病患者和病*携带者。年，一部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纪录片上映，该片讲述的是文楼村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家庭真实故事。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在年与桂希恩相识，听说了“艾滋病村”一事后，大为震动，花费一年多时间，拍下了这部88分钟的电影。也由此，让我们对这一群体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理解。卖血背后：贫困、血头与单采根据当年规定，“有偿献血”者的年龄18岁以上，60岁以下。但在文楼村根本不是这样。十几岁的年轻男孩，六十几的老人，他们都去卖血。文楼村是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下的一个村庄。上蔡县是贫困县，文楼村是贫困村。“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当地流传着这句“致富名言”。早在桂希恩到来之前，文楼村大批村民已经卖血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建起上百个血站。一袋血，50块。在当时，这是城里上班人一个多月的工资，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巨大的诱惑。采血方，除了官方卫生机构，同时也有企业私设的采血点。生物制药公司需要血浆，用来提炼制成昂贵药剂，如人血白蛋白可用于治疗休克、烧伤、癌症放化疗、慢性肾炎等等。而白蛋白的提取，主要来源于血浆和胎盘。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医院使用的白蛋白主要依靠进口。艾滋病在全球兴起后，为了防止艾滋病病*传入中国，很多血液制品进口被大大限制。但血液制品的需求仍然存在，因此，国内出现、发展起了许多血液制品企业。那些偏远落后的农村，成为他们的血源目标。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村人口数也是最多，自然成为血液制品企业的理想之地。因此，90年代初，不少非官方医疗机构和部门的血站相继涌起。这些私设的血点的负责人被称作“血霸”、“血头”。采血分为全采和单采。通俗地说，全采的血就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血，包括血细胞和血浆所有成分，一次性从人体内抽取就可以了。单采只是采取血液中的一部分，当时，这些血站想要的是血浆。血站从村民体内抽出血后，把血放入离心机分层，将血浆提取出来，再把血细胞重新输回卖血者体内。多出来的环节和程序，加剧了感染的风险。在抽血过程中，首先，抽完血和掐血袋口使用的消*剪和消*钳会直接接触血液；然后，血液被放入离心机，离心机里有12个小锅，每锅放两袋血。虽然看似将每个村民的血分隔开来，但当离心机高速运转时，血袋很容易就被甩破了。一般情况，这些血站只会将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只是轻微泄露的血袋仍然会被保留下来。经过离心机分离出来的红细胞，再次输回村民体内。在全采中，只要针头消*干净，那么抽血过程基本是安全的。但单采涉及到更多器械以及离心机的加工，每个环节都加大了感染风险。上世纪的医疗条件不比现在，而这些私设的采血点，对器械的消*把控，则更是随意。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在这些不规范的采血操作和大量村民的频繁卖血活动下，只要曾有一个携带艾滋病病*的村民的血液流入血站，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年，一个外国艾滋病医院，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艾滋病病例。对于这些偏远闭塞的农村的村民，艾滋病是什么？怎么会被感染？得了这个病会怎么样？他们一无所知。然而生活的压力摆在面前，50元靠一袋血就能拿到手，没有比这划算的事了。家里有人生病的村民、想给孩子改善伙食的村民，或者单纯想“捞快钱”的村民，都想到了卖血。卖血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成为心照不宣的挣钱密码。文楼村的李大姐，当时因为婆婆得了重病，家里没有积蓄。两口子便一起到血站卖血，拿到的钱一部分拿去交了住院费，一部分留下来贴补家用。老人的病长年累月慢慢拖着，一直病着，血就一直卖着。据她所说，最频繁的时候，一周去卖一次，平时就十几天去一次。夫妻俩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后面家里生活好些了，卖血这事才停下来。但他们也渐渐发现村里好多得“怪病”的人死了，而他们自己身体也开始有些不对劲。几年潜伏期下的艾滋病*，渐渐醒来。直到桂希恩到访，直到艾滋病三个字开始传向文楼村，村民们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当年血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卖血乱象逐渐引起国家